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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六出祁山”的历史价值  

2016-09-02   裕民县委组织部   裕民县


   在第二世纪三十代年[应为年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着名的祁山战争,这一战争是在中国杰出的民族先哲诸葛孔明的组织与指挥之下进行的,整个战争的过程长历七年又五个月;其间除掉休兵,整理与屯扎以外共进行了六次的战役行动,即所谓“六出祁山”(大概自纪元二二七年至二三四年)。

   这一战争从历史形式上说,是三国(蜀、魏、吴)对立与演变的重要契机之一。战争的结果,决定了局势演变的解决权已不操于蜀国之手。从历史的内容来说,这战争是封建主义的统治集团内部为解决最后统治权的战争,因为三国的出现取消了“汉”这一封建朝代的最高统治权(即中央集权的皇帝专权)整个三国时代的许多战争,便都是环绕着这一问题的斗争。斗争的任何一方面。都想以自己为首建立或恢复最高统治权。而祁山战争的结果,给发动战争(或被迫发动战争)的那一方面——即统治阶级之“蜀”集团以无可恢复的削弱,(其后这一集团之以姜维为首的迭次斗争即:“九伐中原”,已都不过是聊尽人事),最后不能不为“晋”这一封建集团所消灭。

   既然战争是封建主义统治阶级内部诸集团为夺取领导权的斗争,则其意义与价值是有其局限性的。

   然而,祁山战争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着名的战争,其感动力极大。作为战争之宣战书的前后《出师表》,在中国人民的脑海中,深深地铭印着——尤其是动乱与国难时代所用以感发人心的檄文。在其具有如此强烈的感召与动员力的意义上说,不失为宝贵的历史遗产之一。

   其所以如此,首先根源于它的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中华民族的传统的道德形式之一,乃是“忠君爱国”。虽然这种忠君爱国是被沾污着封建主义的狭隘内容,然而在其如此长期地薰陶着中国的历代人民的作用上说,确曾锻炼出忠于其政权而爱护其国家的伟大的思想洪流,而成为新时代的集团主义爱国情操的宝贵原料。

   祁山战争的组织者的孔明,他是具备着“忠君爱国”的鲜明的政治面目,其为“蜀”这政权去奋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而他的六出祁山,则应该是这种坚定意志之登峰造极的发挥了。这正是祁山战争有其价值的地方。其实,人民原无所爱于蜀、魏、或吴(虽然蜀以其标榜为汉这一长期的朝代的正统代表者,在忠君爱国这思想所达到的当时的阶段与内容上说来较能取得人民的传统性的同情),而且六出祁山即使对于当日的人民亦是毫无益处,但统帅者的这种爱国的战争意志,为这意志而坚贞地去奋斗,去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映衬在当时的乖舛的环境(政权领袖的暗弱无能,战争之战略环境完全不利,战略方针之事与愿违等等)里,使人们深深地感着诸葛孔明的爱国主义是为悲剧所充满着。

   以飘逸的山林隐者的诸葛孔明,而把爱国主义的行动发挥到如此史诗的程度,所以得到了一切国难时代的忠烈之士们的共鸣。

   至于在各次战役上,孔明曾是天才地组织战争;在进攻,在袭取;在退却,在野战;在攻夺,在克服危机;在各种形式的战斗与各种性质的事变中,都把指挥艺术发展到了神话化的程度(虽然多少曾被景仰他的人所夸张)更遗给后人以许多可学习的“功课”。

但更重要的,则是孔明的一个终身思想——统一战线。 

   前面我们曾经提及孔明的乖舛的环境,及构成这个乖舛环境的情况的战略环境完全不利战略方针之事与愿违。

孔明的战略方针是什么呢?就是统一战线。众所周知的,孔明的基本主张是“盟吴伐魏”,就是与吴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付魏国。在这一个最高思想之下,他的军略计划是以一个强劲的支队以荆州为根据地,从襄樊经过南阳平原进迫洛阳,然后以主力经汉中取适宜的道路去攻长安。这思想和计划远在孔明的茅庐时代就已经深思熟虑而成为他的基本主张。事实上,不仅仅孔明的全部希望——而且也是蜀国的国运,都是依赖于这个主张。(当刘玄德访孔明于其茅庐中时,孔明曾纵论天下大局,有言曰:“……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外结好孙权,内修政治。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见万有文库版三国志卷二页六九)。 

  在孔明的意愿中,是切望他的祁山战争是在这样的统一战线的保障之下来进行。因为,只有有直指“宛洛”的荆州支队的有力配合,出“秦川”的主力才能具备胜利的条件,而荆州的战略支队之是否可能又纯赖乎与东吴的盟好关系。所以“盟吴”是“伐魏”的主要关键,也就是说:统一战线是战争的关键。 

  孔明的统一战线思想曾很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左右。其中较能代表的是邓芝。邓芝使吴以图恢复为关、刘二人所败坏了的统一战线之事,是相当有名的。邓芝与孙权间曾有过一段很值吟味的会话:

“吴王谓之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芝对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抱鼓,则战争方息耳!’吴王大笑曰:‘君之诚款乃当尔耶!’……”(见《通鉴纪事本末》卷七页八)。

这就是说,以孔明为首的盟吴统一战线的主张是相当地“诚款的”,它既立脚于今日说吴,吴国是“可以为援而不可图”的立场,至于明日的问题,则决定于“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等等,而无须乎“投鼠忌器”坐误今日的共同利益。

这是一种很发展了的统一战线思想。

终孔明之世,他未曾做过一件足以使蜀吴的关系恶化到妨碍了共同“伐魏”的统一战线的事情。然而,在孔明的参与之下蜀吴间亦并不是没有过斗争和冲突。孔明很知道,只有蜀魏的对立才是绝对的;吴魏的对立到底是相对的,因此,为了坚持“伐魏”的主张,不得不强化蜀国,并且为了建立“伐魏”战略据点及前进阵地,不得不占有荆州。所有这些都是使得蜀吴发生斗争的显着原因,而在这些斗争上,孔明曾是很坚决的并未有过无原则地退让的举动。然而,无论如何,孔明却努力使这些矛盾斗争服从于“伐魏”的统一战线的利益。为这,孔明曾冒险到吴国去“舌战群儒”;为这,孔明曾不惜割还荆州之江南部分给吴国;为这,孔明曾严格地告诫守荆州的关羽,要慎重地“北拒曹操,东和孙权”。

所有这一切辉煌的深思熟虑的思想与主张,都不幸地未被蜀国的当局所实践。而蜀国当局(吴国也在内)的那些反统一战线的行为,也并不是没有其应得的恶果的,那就是:自身的败亡并剥夺了蜀国的国运。

当刘备的政权才开始建立于益州——四川的基地,才开始把“伐魏”提上议事日程时,盟吴的统一战线政策就为那刚愎自用的关云长所败坏了。这就是荆州事变与关云长的败亡。接着关某之后,刘备又以其无战略眼光的短见行为(征吴之战)而把蜀吴的最后关系破坏殆尽。而恰已在这样非统一战线的思想与行动下,蜀国大大削弱了其作战的实力,形成了日后孔明的祁山战争之又一战略不利底情况。

从此以后,组织荆州支队的可能是不存在了。也就是说:“伐魏”的第二条战线(实际的、有效的)是不存在了。孔明曾不得不局限于祁山战场的活动,而魏国亦曾幸免两面作战的威胁。

祁山战争的军略环境,曾是大大地违反着孔明的初衷。而这样的不利环境的造成,恰正是盟吴统一战线政策被破坏了的结果。

祁山战争——或者可能是形式稍异的另一种祁山战争,是早在孔明的意计之中,而且也早在蜀国的其它许多忠勇将士(如赵云等)的意计之中了的。然而,祁山战争表现为那样的一个形式和那样的一个结局,则为上述是与蜀国的统治者对孔明的统一战线策略底运用之不坚,有着极深的关系。最使人感叹的《后出师表》末句:“人事如是,难可逆料,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这应该是孔明对于其盟吴统一战线之被破坏而今则不能不在乖舛的环境下来“鞠躬尽瘁”底处理困难的感慨。

只有精忠为国到那么“不自惜”的程度的诸葛孔明,才能发生那与蜀国的国运如此其深切地联系着的“盟吴”统一战线思想,和具备着实行此思想的坚定意志。祁山战争不仅仅以其浓厚的爱国主义的情操坚苦卓绝的统帅意志,留为民族的史诗,而且,在失败的惨痛教训上辩证着统一战线政策底战略价值,是自古已然。

六出祁山——民族历史上这多彩多色的一页,应该认作是诸葛孔明做了统一战线政策失败的牺牲者底“牺牲录”来记载。在这上面应指明——祁山战争徒然成为悲壮的史诗,而无补于蜀国的命运。首先要归咎于蜀国不慎重地推行盟吴的统一战线政策,而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是不容易贯澈[应为贯彻]此政策的。

诸葛孔明是历史上头一个而且是最有声色的一个统一战线思想的殉道者。

祁山战争的悲剧性,应该得到深刻地教训,这一点,如同她的史诗性之那么广泛而悠久地传遍了民间一样。
[责任编辑:裕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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